第21章（1 / 1）

二〇〇一年，九月。

那是中四开学的第一天。

香港的九月热得像蒸笼，教室里的冷气机坏了三天还没修好，五十几个学生挤在三十多度的闷热里，衬衫领口都被汗浸得发软。

风扇在天花板上吱嘎吱嘎地转着，搅动的全是热风。

有人在用练习本当扇子，有人趴在桌上装死，有人在小声抱怨学校太抠门。

陈楚江坐在教室最后一排靠墙的位置。

这是他刻意选的——最后一排意味着没有人会从背后拍他肩膀，靠墙意味着只有一边需要应对。

十六岁的他已经学会了这些，像一个被迫提早入行的学徒，把躲避人群变成了一门必修课。

他比同龄人高出一截，肩膀已经初具成年男人的宽度，但因为抽条太快，整个人显得清瘦。

校服衬衫扣到第二颗，袖口的钮扣规规矩矩地系着，和周围那些卷袖子敞领口的男生格格不入。

他的五官在同龄人中过于分明了些——眉骨突出，鼻梁挺直，下颌已经有了棱角——但那双眼睛是最让人捉摸不透的。

十六岁的少年，眼睛里不该有那种沉沉的、被压着的东西。

他的同桌换了三次，每一个都因为“江少太闷”而找老师调了位，现在那张桌子只放着他的书包，没有人坐。

班主任Miss周站在讲台上点名。

她是个五十多岁的女人，烫着八十年代流行的短卷发，说话中气十足，骂起人来整条走廊都能听见。

她一个一个地念名字，底下稀稀拉拉地应着“到”。

陈楚江把目光放在窗外。

操场上的凤凰花开得正盛，红彤彤的一大片，像是要把整棵树都烧着了。

九月的阳光砸在花瓣上，反射出一片刺眼的红。

“杨贞楠。”

没有人应。

“杨贞楠！”Miss周提高了音量，抬起头扫视教室。

教室里忽然安静了一秒，然后门被从外面推开了。

陈楚江转过头，看见一个女生站在门口。

她穿着校服，但校服在她身上像是被人临时借来的——衬衫最上面两颗钮扣敞着，露出里面一件洗得发白的黑色背心边角，领口的扣线有一小截脱了线。

裙子比其他女生短了一截，大概是自己改过的，裤腰别着一个银色的钥匙扣，挂了一只很小的玩具熊。

脚上是一双磨得起了毛边的黑色皮鞋，鞋带的系法和其他人都不一样。

头发扎成马尾，但扎得很松，几缕碎发搭在脸颊旁边。

她大概是跑着来的，额头上有一层薄薄的汗，胸口还在微微起伏，但脸上的表情完全不像一个迟到的学生——既没有害怕，也没有不好意思，反而带着一种“我来了，你们可以开始了”的理直气壮。

陈楚江见过很多种迟到。

有人点头哈腰地道歉，有人红着脸溜到座位上，有人编借口说巴士脱班。

但从来没有人像她这样——大大方方地站在门口，好像迟到不是错误，只是她选择的一种入场方式。

“杨贞楠。”Miss周的声音里透着压抑不住的火气，“第一日就迟到，你暑假放得太舒服系咪？”

“巴士脱班。”杨贞楠说。

“巴士脱班唔识早啲出门？”

“我早咗半粒钟出门，结果巴士早到咗，我上唔到。下一班迟咗二十分钟。”她语气认真得让人分不清是解释还是在抬杠。

全班哄堂大笑。

连Miss周都愣了一秒，嘴唇动了动，像是在忍住一个不该在学生面前露出的笑意。

她大概教了二十几年书，见惯了各种迟到借口，但“巴士早到所以我迟了”这种逻辑，大概是第一次听到。

“入去坐好！”Miss周厉声道，但语气已经没那么凶了。

杨贞楠大步流星地走进教室，马尾在脑后一晃一晃的。

她走过陈楚江那排座位的时候，带起了一阵极细微的风。

他闻到了一种味道——不是香水，不是洗发水，而是一种很淡的洗衣粉味，是那种最便宜的劳工牌洗衣粉，混着九月阳光晒在棉布上的气息。

她经过他旁边的时候，他闻到了。

十六岁的陈楚江不知道该怎么形容，但他后来在英国的宿舍里、在伦敦的雨夜里、在凌晨三点的机舱里，反复回忆起这个瞬间，终于找到了一句能配得上的话——她闻起来像一个有温度的家。

她在他前面两排靠窗的位置坐下。

她坐下来的姿势和别人不一样——不是端端正正地双手叠在桌上，而是靠在椅背上，一条腿翘起来搭在另一条腿上，手指在桌面轻轻敲着。

Miss周继续点名，她假装在听，但陈楚江看到她偷偷从书包里摸出了一包软糖，趁Miss周转身写黑板的时候，迅速拆开塞了一颗进嘴里，腮帮子鼓鼓的，像一只偷吃了花生的仓鼠。

他不知道自己盯着她看了多久。

大概很长，长到旁边的男生推了他一下，说“喂江少你望咩”。

他收回目光，低头看着自己的课本，什么都没说。

但那一整节课他都没有翻页。

那天放学后，他没有像往常一样直接回家。

他站在校门口的榕树下，假装等人。

等了很久，久到他觉得自己像个傻子。

然后她出来了，和两个女生一起走着，手里拿着一个雪糕，边走边舔，笑声大得整条街都能听见。

她舔雪糕的样子很用力，一点都不淑女，鼻尖上沾了一小坨奶油也没发现。

她笑起来的时候眉眼弯弯的，像两道墨色的月牙。

她经过榕树下的时候，离他只有两米。

他没有出声，只是站在那里，闻着空气中残留的洗衣粉味和雪糕的甜香，心脏在胸腔里跳得又重又快。

陈楚江十六岁，那是他第一次知道，原来喜欢一个人是这样的感觉。

不是书上写的那些风花雪月，不是电影里演的那些轰轰烈烈。

是你看到一个人走进教室，世界的其他部分就自动虚化了。

是你假装看窗外，其实借着玻璃的反光看着她的侧脸。

是你把她的迟到借口记在心里，觉得好笑，又觉得可爱。

是你记住她鼻尖上沾了一小坨白色的奶油，而她浑然不觉，还在和朋友哈哈大笑。

新学期第二周，Miss周在班会上宣布要选班长。

“有冇人自愿？”

全班沉默。选班长这种事，在任何一个班级都是这样——老师问三遍，底下鸦雀无声。谁都不想揽这个吃力不讨好的活儿。

“杨贞楠。”Miss周直接点名。

被点到名的女生正在课本上画公仔，听到自己的名字，抬起头，一脸莫名其妙：“吓？”

“你做班长。”

“我先唔做，”她把笔往桌上一丢，“好麻烦。”

全班又笑了。

Miss周的脸黑了，但杨贞楠的表情完全不像在顶嘴。

她只是陈述了一个她认为显而易见的事实——班长很麻烦，所以我不做。

语气平淡，像是在说“今日好热”或者“叉烧饭好食”。

好像这个世界的规矩在她眼里从来都不是必须遵守的，她有自己的规矩，而她的规矩里没有“老师说就要做”这一条。

陈楚江看着她，嘴角动了一下。

不是笑，是一种他自己都没有意识到的、极其细微的弧度。

那个弧度太轻了，轻到如果他自己照镜子，可能都看不出来。

但他感觉到胸口的某个位置轻轻地震了一下，像琴弦被拨动之后嗡嗡作响的余韵。

他被这句“好麻烦”撞了一下心脏，余韵持续了整整八年开始。

十月初，第一次月考成绩出来了。

陈楚江考得不错，全班前五。

他对成绩没有什么执念，只是觉得既然花了时间，就不应该浪费。

从小到大，他都是一个人坐在书桌前看书、一个人写完作业、一个人把考卷收进抽屉里。

没有人会帮他检查功课，也没有人会夸他考得好。

他父亲只会在他每次要钱的时候给钱，然后说一句“唔好搞事”。

后来他也习惯了——考第一和考倒数第一，家里都不会有人知道。

发考卷那天，语文老师点名表扬了几个人，其中就有他。

他低着头接过考卷，没有看任何人。

下课后，杨贞楠经过他座位的时候忽然停了下来。

他吓了一跳，本能地把考卷翻了个面，以为她要嘲笑他的成绩——虽然他不觉得考得好有什么好嘲笑的，但在这个班里，成绩好和“古惑仔个仔”这两件事拼在一起，只会变成别人嘴里更难听的闲话。

“喂，”她歪头看着他，“你作文写得几好㖞。”

陈楚江愣住了。

他不知道该怎么回答。

在过去的十六年里，他学会了怎么在父亲的马仔面前保持沉默，学会了怎么在警察上门时面无表情，学会了怎么在同学们的窃窃私语中假装听不到。

但没有人教过他——当一个女孩子夸你作文写得好时，你应该说什么。

“随便写写。”他说。

“随便写都咁好，认真写咪得奖？”她笑着拍了拍他的桌角，走了。

陈楚江低头看着自己的作文本。

那是一篇关于“家”的命题作文，他写的是母亲。

写她唱歌的样子，写她最后一次握他的手，写她临终前说“你要做一个好人”。

他把这些写在了作文里，因为他不知道该对谁说。

老师在上面用红笔批了一行字——“真挚动人”，旁边画了一颗小星星。

刚才她把卷子发回来的时候，他没有来得及看。

然后杨贞楠走过来，说“你作文写得几好㖞”。

他忽然觉得有点透不过气——像胸口被人轻轻按了一下，不疼，但有感觉。

她把他的伤口夸了一遍。她不知道那是伤口。他也不会告诉她。

十月中旬，学校搞大扫除。

每班分配一片区域，陈楚江被分去擦走廊的玻璃窗。

他擦得很认真，抹布拧得半干，沿着窗框一点一点地抹，不留一点水渍。

旁边有几个男生拿着扫把在打闹，扫帚柄敲在彼此背上发出啪啪的闷响，闹得走廊鸡飞狗跳。

只有他一个人在安静地擦窗。

杨贞楠负责扫地。

她扫地的姿势和擦窗的男生们完全不同——扫把在她手里像一个临时征用的道具，她拖着扫把在走廊里大步流星地走，一边扫一边哼歌。

陈楚江听不清楚她哼的是什么，只隐约辨认出旋律——好像是收音机里常播的流行曲，陈慧琳的《花花宇宙》。

她哼到副歌的时候音量不自觉地提高了，结果被Miss周从楼下喊了一句“杨贞楠你系扫地定系唱歌”。

她翻了个白眼，把音量调到只有自己能听到，但动作完全没收敛——扫把在她手里转了个圈，差点打到旁边的同学。

然后她扫到他面前。

他正在擦窗户的最上面那格，踮着脚，手指攥着抹布的一角。

她扫过他脚下的时候，扫帚的毛擦过他的鞋面，她停下来，抬眼看着他。

“哗，”她说，“你擦窗擦到好似打紧仗咁认真。”

他从窗户玻璃的倒影里看到了她的脸。

阳光从窗外照进来，把她的轮廓镀上了一层金色的边。

她的眼睛很亮，带着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、让人想跟着她一起笑的光芒。

她的鼻尖上还有一小块灰——大概是自己扫地时蹭到的，黑黑的一小团，像是某种顽皮的印记。

“擦窗要干净。”他说。他觉得自己大概是用光了这辈子所有的语言能力才说出了这三个字。

杨贞楠歪头想了想，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纸巾，抽出一张，踮起脚，在他刚擦过的玻璃上按了一下。玻璃上留下了一个淡淡的指纹。

“而家唔干净啦，”她说，笑得像个恶作剧得逞的小孩，“你继续擦啦，我扫地先。”

然后她拖着扫把走了，继续哼她的歌，马尾在走廊尽头的夕阳里一晃一晃的。

陈楚江拿着抹布，看着那个指纹，犹豫了很久。

最后他悄悄把那个指纹留了下来，只擦了周围的部分。

直到大扫除结束，检查卫生的学生会干部来了，他才不得不把它擦掉。

抹布擦过玻璃的时候，他有一种说不清楚的、闷闷的感觉。

像你把一朵花夹进书里，然后有人把书合上了。

十一月，学校运动会。

这是全年最热闹的一天，操场上插满了彩旗，广播里循环播放着进行曲和各班交上来的打气口号。

男生女生都换上了运动服，按照班级分组坐在看台上。

有人在跑道上热身，有人在沙坑旁边拉伸，有人在喊“加油”。

操场旁边的篮球场上，几个高年级男生正在打半场热身赛，球鞋摩擦水泥地面发出刺耳的吱嘎声。

陈楚江报了一千五百米。

这是他唯一报名参加的项目——是老师帮他报的，说“你跑得快，唔跑浪费”。

他其实不喜欢在众目睽睽下跑步，但他更不喜欢被老师念叨。

所以他站在起跑线上，穿着白色运动服，和其他选手一起弯腰准备。

阳光把他汗湿的额头照得发亮，他的呼吸很稳，心跳也不快——这对他来说不算什么，比打架轻松多了。

发令枪响了。

他跑得很稳，一直保持在第二集团的前列，呼吸均匀，步幅恒定。

周围是呼啸的风声和此起彼伏的呐喊声，但他什么都听不到。

他一直是这样——跑步的时候，世界会变得很安静。

母亲的歌声、父亲的沉默、同学们的闲言碎语，所有的声音都会被风冲散。

这是他一天里唯一什么都不用想的时刻。

最后一圈。

他超过了前面那个人，冲过终点线的时候听到旁边有人在喊“第三名中四C班陈楚江”。

他弯着腰喘气，汗水从发梢滴落在跑道上，在赭红色的塑胶地面上洇出几个深色的小圆点。

他直起腰，往自己班级的看台走去，路过一群女生时忽然听到了一个声音。

“哗你都几跑得㗎，陈楚江！”

他抬起头。

杨贞楠站在看台边上，手里举着半瓶矿泉水，朝他挥了挥手。

阳光从她背后照过来，把她的马尾照得发亮，让她整个人像是一个自带光源的人。

她的运动服比其他女生的都皱，袖子卷到手肘，领口不知道什么时候蹭了一小块巧克力的污渍。

但她笑得很灿烂，那种灿烂和运动会的阳光是同一款——毫不遮掩，肆无忌惮，直接砸在你身上，让你无处可躲。

那一刻他忽然明白了，为什么自己从来不敢跟她说话，从来不敢坐在她旁边，从来不敢在她经过的时候抬起头。

不是因为他不想——是因为如果离得太近，被她那双亮得过分的眼睛看一眼，他就会像被太阳直射的雪人一样，整个人融化掉，什么都不剩。

他朝她点了点头，走过去。

她把手里的矿泉水瓶子递给他——“饮啖水啦，你成块面红晒。”他接过来喝了一口，不知道那瓶水是她喝过的。

知道之后，他差点呛到，但她已经转身跑去给另一个同学加油了。

他把瓶盖拧紧，握着那个瓶子站了很久。

矿泉水是普通的Bonaqua，街边便利店三蚊一支的那种，但他觉得那是他喝过最甜的水。

后来他把那个空瓶子带回了家。

放在床头柜上，放了一个星期，直到佣人打扫时当成垃圾扔掉了。

他回来发现瓶子不见了，在垃圾桶里翻了很久，没找到。

那天晚上他没有吃晚饭。

十二月，圣诞节假期前的最后一天上课。

学校里到处都挂上了彩灯和圣诞装饰，走廊里放了一棵塑胶圣诞树，树上挂满了金色和红色的彩球，树顶的星星歪歪扭扭地斜着。

有人在黑板上画了一个圣诞老人，旁边歪歪扭扭地写着“Merry Christmas”。

Miss周难得地没有骂人，还笑着在圣诞老人旁边加了一撇胡子。

陈楚江在那天做了一件他准备了很久的事。

他在家里写了一个信封。

信封里装着一张圣诞卡和一封很短的信，信纸是他从父亲书房里拿的，白色，很薄，抬头是“杨贞楠同学”。

他写了改，改了撕，撕了重写，反反复复弄了七八遍。

最后留下来的信很短，只有几行字——“圣诞快乐。你是一个好特别嘅人。希望你以后每一日都开心。”落款是“陈楚江”。

没有“江少”，没有“陈祖耀个仔”。

只有他的名字。

他想告诉她，她是他灰暗青春里唯一的光。

但十六岁的他不知道该怎么写这句话，于是他只是写了“你是一个好特别嘅人”。

对他来说，这已经是最大胆的告白了。

他把信封夹在一本她借给班上的参考书里。

那本参考书是数学科的，杨贞楠买了之后就扔在教室后面的公共书架上，说“随便睇”。

陈楚江是唯一一个真的去翻过那本书的人。

他打算放学后趁人少的时候，把书还给她，说“呢本书几好用，多谢你”。

很简单的一句话，他在脑子里排练了十几遍，连语气和停顿都设计好了。

放学铃响了。

他拿着那本参考书站在教室后门，手心全是汗。

他看到了她——她在走廊尽头和同学聊天，手里拎着书包，马尾在夕阳下晃晃悠悠的。

她好像在说放假要去哪里玩，语气兴奋得像一只准备飞出笼子的鸟。

她的笑声隔着整条走廊都能听见，清脆，爽朗，完全不在乎旁边有没有人看她。

他握着那本书，站了很久。

走廊里的人渐渐少了，从熙熙攘攘变成稀稀落落，最后一个和他擦肩而过的是一个赶着去锁门的校工。

他还是没有迈出那一步。

因为他忽然想到——她是那么自由，那么明亮，那么像一团永远熄不灭的火。

而他是“陈祖耀个仔”。

他身边充满了危险、仇恨和随时可能爆发的暴力。

他不应该把她拖进这个黑暗的世界。

她值得一个干净的人，一份干净的生活，一个和她一样明亮的未来。

这些他都没有。

他把那本书放回了书架上。

信还在里面。

他想着——也许某一天，她会无意间翻到这本书，看到这张卡，读到这封信。

也许她会知道，有人在某年某月某日，偷偷喜欢过她。

但那个“某一天”一直没有来。

那本参考书后来被图书馆管理员当成废书清理掉了。而那封信，永远没有送到她手上。

学期末的倒数第二天，中四上学期即将结束。

陈楚江站在走廊尽头的窗边看着操场。

杨贞楠从教师办公室走出来，手里拿着一叠班务文件，大概是Miss周叫她帮忙送去教务处的。

她走在走廊上，没有注意到他。

这是这学期最后一次见到她。她在走廊中间停下来，弯腰系了一下鞋带，然后站起来继续往前走，马尾甩了个弧度，头也没回。

他看着她走远的背影，在心里说了一句话。

那句话他在心里藏了整整一个学期，没有对任何人说过，谁都不知道。

他看着她的马尾在午后的阳光里一晃一晃的，在心里一个字一个字地默念——

“我会记得你。”

他转身走回教室。走廊很长，他的影子在地板上拉得又细又薄。

他不知道的是，八年后他会在尖沙咀一间同学聚会上再次见到她。

她会画着浓妆、穿着短裙，笑嘻嘻地朝他走过来，说“陈楚江，好耐冇见”。

他会看着她，心脏跳得和十六岁那年一模一样。

他会拉一把椅子在她身边坐下，替她斟满一杯茶。

然后他会用八年前没敢说出口的语气，对她说——

“你变咗。”

而她会歪头看着他，笑得像个一如既往的“不良少女”。

“边方面？”

“以前你唔会化妆。”

“以前系以前，”她会从手袋里掏出那支暗红色口红，对着车窗玻璃的倒影，慢条斯理地补一下唇色，然后歪头看着他，笑得张扬又好看，“人会长大嘅嘛。”

他会靠在真皮座椅上，看着她的侧脸，心里想——

你知不知道，我已经等了你八年。

—— 完 ——